上世纪90年代，以消费主义为号召，又开始以对旧上海的想像为基础，构划关于上海过去的与未来的全球化图景. 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意识形态中有一个声音是对旧上海的感怀和咏叹. 这种怀旧热下产生的文学多以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为背景，呈现了单一化的上海，就是摩登奢华的上海. 这种叙述模式略去上海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以相似的经济模式及文化形态为准构筑起上海的‘前世今生’(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企图给出一个有着某种历史的整体感的上海. 在此背景下，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她把被流行意识形态所排斥在外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上海的边缘地区、粗砺的劳工世界等重新规划入上海书写中.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长恨歌》和《富萍》等小说来把握王安忆所塑造的上海的主体形象，来把握上海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所承担的另一层文化含义在于，王琦瑶等人的生活表现了与当时时代主流完全不同的都市民间生活方式. 在《富萍》这篇小说中，王安忆开始反思对上海的理解与呈现. 她选用了一个外来的底层富萍作为观察者来体验上海，观察上海. 这部小说中体现了王安忆此时的价值倾向: 单纯、朴素、健康的日常生活样式才能代表上海. 本文将以自《长恨歌》和《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及其变迁为线索，探讨王安忆刻画了怎样不同的城市代言人，通过这些代言人又呈现了怎样的上海形象，作者对上海的认识又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王安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书写所蕴含的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