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暴力，诗歌的反应应该是果断且带有自我反省的。但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诗歌，却背弃了人文主义，以掌权党派的工具自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根源在于“政治第一”的原则。而问题在于，由于政治第一原则贯穿于韩国战争直到天安门诗歌，工农兵直接进行创作，知识分子诗歌遭到摒弃，诗歌实际上出场扮演了加剧政治权力主导下的阶段性二元对立的角色。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之所以在语言形象暴力化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惯性，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创作诗歌去迎合权力的战略目标，才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才是在历史面前道德纯洁的表现。政治将现实与记忆的关系糅合在一起，所以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暴力形象，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现出了超越阶段的同一性。更重要的是，它将人性本身设定为与阶级性敌对的反社会，反历史范畴，从而导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甚至讨论这个问题都成为了一种禁忌。更何况暴力的诗歌定型化过程中，所有参与其间的诗人，都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对价值以及为所欲为的权能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笃信不移，这种类似宗教的狂热已经深入骨髓。墨家的上下关系，再现为领袖，党组织，人民大众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点，对现实和历史的浪漫因盲从化身为谎言，诗歌中呈现的暴力，反映了现实需要的多种内容和属性，或者说反映了政治局势的要求和应对。这一时期诗人的诗歌选择中看不到自我完善，因为对于现实，这一时期的创作不是自为的，而是自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