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篆体演变的关键时期，构造、结构、笔画是演变发生的主要三个层面。大量甲骨文、金文、小篆材料研究表明，形声逐步发展成为汉字主要构造方式。形声构造弥补了形意构造的繁杂无序与能产性低的不足，也克服了早期假借字大量运用造成的表意不明晰的缺陷。形声这种二合方式对汉字的平面结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上下、左右成为汉字平面分割的主要结构模式，而左中右、上中下、包围结构则成为次要乃至附属。笔画的平直简化促使新的笔画及其组合方式产生并逐步定型，这是汉字书写便捷的必然选择。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基本是普遍和共时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纷乱的政治局势，亦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化的个性特征。政治上秦的统一来带来的秦隶的统一，对于篆体是一个终结。

20 世纪战国文字字体研究首推王国维。他的“东西二土”说与“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奠定了战国文字字体研究的基础。此后，唐兰等的分区分系研究均由此出。这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对于文字源流的梳理，指明秦汉小篆与隶书来源于秦文字，六国文字即古文，则泯灭少录。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与此研究成果实为不刊之论，被以后几十年的发掘发现所证实。不过此时的研究过多局限于《说文》“古文”“籀文”体系，研究材料过多倚重金文和传世文献，亦囿于传统研究方法的限制，对于字体的关注远低于对于汉字结构构造的关注，叙述失于模糊简略。50 年代李学勤及至其后诸多学者将分区分系工作做得更为科学详尽，由二系分为五系，并把文字研究具体到地域、器物型制、书写风格、内容格式等诸多方面。表明文字研究打破《说文》古籀观念的束缚。60 年代对于草体正体俗体的讨论，更将字体性质与用途的研究推到潮流中来。启功辨析了篆体、古文、籀文、鸟篆、科斗书等字体的名实及其特点性质，精准独到地描述了篆到隶的字体演变，始把字体研究最终与结构构造研究区分开来。这种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战国文字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学者们开始重新考虑战国文字异形现象的本质，衡量战国文字异形在字体与结构方面的表现，寻找字体研究的方法与术语。姚孝遂、何琳仪、裘锡圭、李运富、王宁、李零等学者著述中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80 年代末开始，战国文字字体研究由以往的现象描述与简略说明转向更深层次的理论阐释与规律探析。赵平安认为解释了隶书与六国文字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可能由其发展而来。这是从字形结构比对与源流脉络方面着手进行的理论阐释，方法尚属传统。另有着眼于笔形演变等书写方式变革角度来探讨。丛文俊认为六国文字始终维持仿形线条的转曲摆动，其潦草简率加剧了字形结构的讹误变异，却无法触及根本，而秦文隶变才是根本的书写变革。万业馨在对秦简与楚简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具有同样来源的秦文字和六国文字之所以在构形和书写风格上形成不同的地域特征，是因为它们在简省书写过程时，对西周文字继承和扬弃的内容不同：六国文字继承的是运笔方向和书写方法，而秦文字尽力保存的是原有字形的完整、接近正体的轮廓以及与此相关的横平竖直的线条特征。这种研究力求从根本上阐释隶变的原因，阐释战国字体的特点，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还有待深入与系统。 隶变即楷变，隶变是隶楷的萌生时期，亦与草书的孕育萌生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战国文字字体研究成为汉字字体研究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