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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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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茶山丁若鏞(1762-1836)是能代表朝鮮儒學者。他在52歲時(1813),以自己精湛無比的知識,完成了一共四十卷的《論語古今注》。雖然,此書還沒能在中國和日本等漢字文化圈學界廣爲流傳,但對《論語》每一字句縝密而精確的分析研究,毫不遜色於多達兩千餘種的古今所有的有關《論語》的任何專著。筆者認爲,丁若鏞的此書與何晏的《論語集解》、朱熹的《論語集注》可以媲美的。何晏和朱熹與歷來注釋家一樣,潛心於探究《論語》每一字句中所蘊含的孔子的本義。但是,如衆所周知,何晏的解釋深受風靡當時的玄學的影響。朱熹的解釋也多處可見當時盛行的道學派的性理說思想。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爲了宣揚的自己的思想而借用了《論語》的威望。但是,丁若鏞像乾嘉年間的一些訓詁學者一樣,沒有受任何思想上的影響。正如他本人所說一樣:“唯是是求,唯是是從,唯是是執”1 對這一章節衆說紛紜,因此不好把握其原義意。崔述在《洙泗考信錄》,趙翼在《陔餘叢考》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辨證。他們認爲;這事與史實不符,是《論,這是他所堅持的基本態度,所以比較接近于孔子的原義。筆者在這篇小論文,擧出能看見丁若鏞論語說之特色的三條來與讀者一起討論。二、本論 1) 丁茶山說: 曰東周者,東魯之隱語也。公山弗擾畔季氏,以扶公室,故孔子欲遷公室,據費邑以爲東魯,如東周也。 這條精義是對陽貨篇的「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而發的。對這一章節衆說紛紜,因此不好把握其原義意。崔述在《洙泗考信錄》,趙翼在《陔餘叢考》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辨證。他們認爲;這事與史實不符,是《論1見《與猶堂全書》第一集十九卷二十九頁〈答李汝弘載毅〉語》的編撰者們濫錄後來捏造的文章,所以不可取。陳天祥在《四書辨疑》中主張公山弗擾和公山不是一個人。相信這是歷史事實的學者當中,對公山弗擾邀請孔子的時間持不同的態度。定公五年說是孔安國,邢昺等的主張,定公八年說是江永, 黃式三,錢穆,範希春等的主張,定公九年說是翟灝,劉寶楠,方騎齡等的主張。 丁若鏞同意五年說。其中劉寶楠的論證最爲切實,但《論語正義》中有詳細的記載,故在此省略引文。
對“吾其爲東周乎?”也有截然相反的兩種主張。 一個是‘興周道于東方說’,是邢昺,朱熹等後世學者比較贊同的孔安國主張。 這裏又有問題,‘興周道’的主體是誰?是把當時周王請到費,興起周道的意思呢,還是幫助公山弗擾實現周道的意思?丁若鏞則認爲魯定公就是興起的主體。再一個就是把‘其’認爲‘豈’的通假字,把東周理解爲當時衰敗的周朝,理解爲“如果有人錄用我,我怎麽會讓那個國家象衰落的東週一樣呢?” 這是程顥和程頤的 “不爲東周說”。2
夷狄,謂用夷狄之道也。諸夏,謂用諸夏之法也。君不君,臣不臣,是亦夷狄丁若鏞否定了以上兩種解釋,提出了新的主張。說: 吾其爲東周者,欲以魯君,東遷於費,以爲東魯。寧以魯國付之三家,如西周之賜秦然,猶有愈於今日。……時三家分魯, 祿去公室。……不狃之畔,畔季氏, 非畔魯也。孔子欲往, 雖其戲言,本不害義,其畢竟不往者,陽虎本是亂人,不狃亦出私怨,皆非公正之憤,終恐事敗徒取禍耳。 然若使不狃能深信聖人,一聽其計,則孔子當迎定公,遷都費邑,盡收魯東郊之地,以強公室。仍以故國付之三桓,即田賦子弟,悉反公室,而三桓徒擁虛器,不久自殘,此必然之勢也。 曲阜在魯西偏,一失費則魯不足觀。 聖人心上,有此商量。直以虎與不狃, 皆不足與謀大事,故戲言欲往,而畢竟不往。其雲欲往者,戲也。其雲吾其爲東周者,非戲言也。…… 竊嘗思之,當時三桓,族黨甚盛,蟠根錯節,久於曲阜,一朝不可盡殺。況先王之法,公族不翦,孔子雖得勢,必不欲濫殺公族。然則坐於曲阜, 革其僭亂,反其田祿,雖聖人不能爲也。必遷邑於巖險之城,別剏朝廷,以新一世之耳目,然後乃可以定其局,此所以東周爲上策也。東周者,東還之隱語也。 興周道于東方,豈知痛癢之語乎? 據丁若鏞的主張,孔子要應於公山弗擾的邀請是假的,把曲阜讓給季氏,和魯定公一起,去費建立新的國家的想法是真的。這說明瞭丁若鏞對當時季氏的僭濫懷有強烈的不滿,與把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句所論同軌。丁若鏞在八佾篇說:2參考程樹德《論語集釋》 1195頁. 而已。安于夷狄,而苟保君位,不若遵先王之法,修華夏之禮,而不保其君位也。昭公二十五年,祭於襄公,舞列不備,只二人而舞公,盡赴季氏以舞大武,衆萬于季氏。昭公怒,欲誅季氏,議於子家駒,事敗,公奔齊,孔子亦適齊,魯遂無君。國人皆咎昭公,孔子明其不然曰,與其君不君臣不臣,安于夷狄而苟保君位, 不若誅亂討賊,以修諸夏之法,而失其君位也。 於此可見,丁若鏞解釋經文時,非常重視歷史背景的傾向。但丁若鏞把東周解釋爲魯之隱語的主張,與其說是根據事實,不如說是依據蓋然性的推論。 2) 丁茶山說: 曰上智下愚,非性品之名。守善者,雖與惡相狎習,不爲所移,故名曰上智。安惡者,雖與善相狎習,不爲所移,故名曰下愚。若雲:人性原有不移之品,則周公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爲不知性者也。
這是對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的詮釋。首先,丁若鏞認爲上智和下愚不是品行的名稱,從而否定了荀悅,韓愈等的性三品說。孔子旣說了上智和下愚,後人認爲既然有上下,自然也會有中,因此才有了性三品說。錢坫的《論語後錄》裏,有著翔實的紀錄。3
性者,本心之好惡也。習者,聞見之慣熟也。……好德恥惡之性,聖凡皆同。以此之故,本相近也。兩人之賢不肖,本相近,親賢狎小之習,甲乙有殊,以此之故,終相遠也。兩人之賢不肖,隔千里。…… 明於利害曰知,暗於利害曰愚。知愚所以謀身,非性之品也。上知,雖與惡人相習而不受染汙, 下愚, 雖與善人相習而不受薰陶, 是不移也。…… 孔曰: “君子慎所習。”案孔之此注,深中經旨,毫髮不錯。……習也者,親習也,熏習也。非謂本人習於爲善,習於爲惡也。周書數紂之惡曰:“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同於厥政。”月令曰:“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孔氏之雲慎所習,此之謂也。不移,謂不爲人所移,非謂本人堅坐一處也。……下愚之不移者,不移於善也。今乃曰下愚之人,生於下層,到死不移一步,有是理乎。……知愚者,知慧之優劣,知愚非丁若鏞認爲,這裏的智愚是“明於利害曰知。”“暗於利害曰愚。” 因此,知愚是關於處世的態度而不是性品說。 所以他說:“智愚所以謀身, 非性之品也。” 他又對性和習也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即 “性者,本心之好惡也。習者,聞見之慣熟也。” 因此,把“性相近”解釋爲“好德恥惡之性, 聖凡皆同。以此之故,本相近也。”下面引用一下丁若鏞的主張。3言性者三家, 孟子言性善, 荀子言性惡, 揚子言性善惡混. 三家混者也, 劉向合之, 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 蓋兼用三家矣. 性也。上知下愚一節,只就習遠上立論,非就性近上添說也。上知下愚,其性亦相同,特其知慧有優劣耳。執孝子而問之,舜曰善,蹠亦曰善。執叛臣而問之,舜曰惡,蹠亦曰惡。此以是非之心,明性善。譽之曰廉,則暴客亦悅。駡之曰淫,則冶婦亦恥。此以羞惡之心,明性善。上知下愚之同一性如此。惟舜習見頑嚚而不爲所染,蹠習見惠和而不爲所化,斯其所謂不移也。若論其進德修業之層級,則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不取於人爲善。其步步移動,一息不停可知,何以謂之不移也。惡人之日進其惡,亦當如此。世豈有生來成熟,無復可移者乎?
對“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章的闡釋,雖然多半是爲了達到孔子的原義意。 但也不能否定是基於自身的主觀哲學。因此,丁若鏞之以性善說爲基礎的性嗜好說,也是一種主張。因爲,從孔子的這一句話,無法判斷孔子是性善論者,還是性惡論者,或者是性有善有惡論者,還是性無善惡論者。但是,性三品論者主張性是天生的是不可改變的,以及“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的朱熹的見解,似乎與孔子的原義之間都有一段距離。丁若鏞作爲其例子舉論了《尙書多方》中的周公之言“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是說, 一個明哲的仁,若凡事不能常加思慮,就會變成一個狂妄的人,一個狂妄的人,若能凡事思慮,一樣能成爲明哲的人。孔子不會理解不了周公的這句話。如《尙書》中的〈堯典〉〈皐陶謨〉〈甘誓〉等篇是在孔子以後之作,但〈多方〉以及〈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立政〉〈顧命〉等 12篇, 無疑是西周時期的作品。4
4參照屈萬裏《尙書釋義 ․ 敍論》 那麽上智和下愚就有可能不是 ‘不移’或 ‘不能移。’ 而是‘不肯移。’ 這‘不肯移’三個字, 是丁若鏞說的核心。丁若鏞主張“不移”不是‘不可移’,而是 ‘不肯移’。幷舉出了‘不可移’說的弊端曰: 生而聰慧者,將自傲自聖,不懼其陷於罪惡。生而魯鈍者,將自暴自棄,不思其勉於遷改。今之學者,以聖爲天,決意自畫,皆此說禍之也。丁若鏞的此主張, 可能是很接近孔子的原義。 三、 結論 1)丁若鏞認爲“爲東周”,表現了把被三家奪去主導權的魯國首都,遷至公山弗擾挑起叛亂的費地,重建了第二個周室的孔子的政治希望。 這主張雖沒有決定性的證據,很可能是歷史的眞實。 2)丁若鏞主張‘上智’是守善者,下愚是安惡者。上智者,雖與惡相狎習,不爲所移,下愚者,雖與善相狎習,不爲所移。我們以後世人的眼光,考察了丁若鏞的論語說。首先,丁若鏞拋開所有的成見,以“唯是是求,唯是是從,唯是是執”的返本主義的態度,探究了論語的原義。結果,原義求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因爲有關這些的孔子的言論過於簡略,並且時隔孔子的年 代太遠。因此,不管怎樣標榜原義,不知不覺之間,會加進去自己的主觀見解。丁若鏞的論語學的卓越性是不能否定的,但他也沒能從這些問題得以擺脫。1參照屈萬裏《尙書釋義 ․ 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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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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